大选鸟话之8 — 韩咏梅

若是不看署名,读过红梅姐妹在早报书写、报道中国和本地国情的人,相信很难把她们的文章联想在一起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很难想象,在早报中国里的辛辣苛刻。冷嘲热讽;针灸时弊是针针见血、掀恶揭底是入木三分的文笔 — 一回到了本土,就变成了敝帚自珍。这种爱惜羽毛功力的深厚,简直是腐朽的木头都能够雕出精品;粪溺馊水都能够提炼出香精。

一言以蔽之,如果要找出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的例子,这两人都是最佳的诠释。《一堂民主课》,韩咏梅的这一“课”,大概就叫“民主”满地找牙的同时,叫那些专制的霸主踌躇满志,一时间意气风发,竟可俾睨天下。

我就联想起一个不懂得应该是笑还是应该是气的花边新闻。上边这幅看上去令人咋舌的图片,出现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一所考试中心。嘿嘿,这些人可不是蜘蛛侠,而是许多学生的家长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攀爬上4层高大楼的外墙,趴在窗边,把“资讯”抄、夹在纸飞机内扔给教室里参加中考的子女,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帮孩子作弊。

比哈尔邦这一所考试中心主持考试的职员、比哈尔邦的教职和执法人员,还有比哈尔邦的所有的有孩子参与没参与考试的家长,想来没理由都是瞎子,看不见眼前这荒唐的一幕。但是,他们都接受下来了,而且成为考试的一个常态。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印度家长如此不顾一切,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孩子。我想,在一个因为新加坡开放给他们做劳工就因此感激涕零,甚至为李光耀供奉神位的国家,这样的情节是可以理解的。人同此心,普天之下,做父母的,为了孩子的将来“打拼”牺牲的,不知凡几。尤其是像印度这样一个僧多粥少的人口大国,若是没有一纸比较像样的文凭,大约也就被贫穷扣上枷锁了。

因此,问题不在于印度家长的攀墙,而在于为何“作弊”会成为常态。难道印度人就失去了羞耻心吗?不是的!有句话说:“谎言说了千遍就是真理”,来到了印度比哈尔邦,考试一来临,就成为“人人都攀墙就不再存有作弊的问题”。

这,就让我联想起“集选区”这个“奥步”,“集选区”制度如考试作弊,新加坡人和不是新加坡人,都是心知肚明,这应当是不容狡辩的。而为了少数民族的福荫而挂着的这一个羊头,和家长为了孩子将来而“攀墙”的作伪其实不遑多让,都是以“作弊”手段来操纵结果。

有多少印度孩子因为考试作弊而出人头地,新加坡人不会想知道,只会将这则新闻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但是,新加坡人本身却不知道,“集选区”早已经是我们的笑料,原创出一出诙谐滑稽的“伪”民主剧本,贻笑天下人。

看到了考试众家长攀墙的局面,我不相信任何人会觉得这样的考试还有意义?同样的,庇荫在“集选区”顺风车制度下出头的议员,我只觉得彼等的人格就如蜉蝣般的渺小,永远也不值得人民的尊敬。

这样的民主,竟然给韩咏红上了《一堂民主课》,我只觉得差点儿就作呕。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民主的一课真是从何说起?何况,只要看到曾昭鹏这则《接班的政治》,我就感觉心里的刺痛。“民主”,民主是这样的吗?

新加坡是否是民主国家,其实就在这个“接班人”问题上显示出来。因为世界上举凡民主的国家,会有政党接班人的问题,会有企业公司接班人的问题,绝对不会有“总理、总统”接班人的问题发生。澳洲自由党内的特恩布尔夺权篡位的戏码,我们不期望会在PAP党内发生。曾昭鹏把它混淆为接班人的课题,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

澳洲自由党赢得了应届选举组织政府,在这段任期内,谁来做总理,是党内的民主,和国家的民主无关。然而,在这届任期之后,下一届谁来当澳洲总理,已经不由得自由党,而是人民会经过一轮选举再一次的抉择。因此,若是谈国家政治接班人的问题。只能够在专制制度下的国家发生。在民主的国家,譬如澳洲的工党、自由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都不敢谈由谁来接班当下一届的总理总统。

攀墙为孩子的考试成绩冒险,那是社会畸形发展过度的无奈;而新加坡新一届国会才将开始,离开任满的2020年还有5年。何况,2020年还得经过选举。在这一切都还是?号的时候,新加坡人现在就来谈PAP由谁来领导第四代治国班子,其实都是一样的赤裸裸的在作践。

新加坡民主吗?其实只是一盘笑话。韩咏梅的《一堂民主课》,其实只是在梦呓。这些虚伪的人,只晓得对权势歌功颂德,阿谀谄媚。说起来,其实很有意思。在明报周刊看到这篇:《STRUGGLE AND REBELLION 時代的吶喊》访问英培安的文章。

英培安形容七十年代的自己是激进的,写批评政府的文章不少,“七十年代开办草根,之前开过一间叫前卫,卖了给也喜欢做书店的人,但不到两年就又卖了。”英培安后来开办草根书店,书店出入人多,当中有地下组织的。“突然一晚拘捕了五十多人,把我也关进去了。”在几十来呎的牢房中,一张木床,关了四个月,当时是1978年。“我人较孤僻,从来没有参加任何团体,独来独往的。”

警察也找不到任何证据,三十日后,一名警官跟他说:“今天出去了。”就换了衫,上了车,他心想:“怎么这么简单就出去了?”原来根据当时内安法,三十日内找不到证据就要放人,所以当天要放他。车子到门口掉转头,警官说:“但我们上头不想放你,所以我们根据内安法release and rearrest。” 如是者几次后找不到证据还是放了。“那些定了罪的签了悔过书,放出来后会替他们找工作。我放出来后什么都没有说,反而找不到工作了…。

原来当时的“内安法”只可扣留30日,不过如果上头不要放人,警官只好这样的带着英培安到监狱门口转个圈子自欺欺人,个人为民主可怜好笑之余,不禁也为英培安的无辜遭遇难过。

我多余的写了这段话,其实是想起了韩咏梅的令尊韩山元老先生。韩山元的一生就隐藏着如英培安说的“那些定了罪的签了悔过书,放出来后会替他们找工作…”的一段历史。可惜的是,韩先生却把它当成一个不能揭底的“疮疤”。听说韩山元是一个文史工作者,这让我有点好奇 — 一个连自己的往事都忌于提起、对过去讳莫如深的人,还有资格谈历史吗?

我觉得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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