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脸书上看到网友在《韩咏红：中国让疫情“快速过峰”的善与恶》一段评语，心有戚戚焉。留言除了反射出新加坡华文的没落之外，其实也蕴藏了许多读者的无奈 — 那就是对于这一份绝无仅有的主流华文报纸的绝望的同时却找不到后备轮胎。
我觉得这位网友相当中肯的一句话，就是“以有限的资源和信息来评论大国政策，是不可思议的” — 这让我想起了许多成语 — 譬如说“夏虫不可语冰”啊、譬如说“坐井观天”的。譬如说一叶障目啊、譬如说“见树不见林”。
我这里要说的，是作为一个本土的新加坡人的认知受制于乡土的窘境。以前报纸上有个笑话说小孩子在农场看见长满五颜六色羽毛的“鸡”后大惊小怪，因为一路来他心目中的“鸡”就是光秃秃的冰冻鸡。而我，却也没有讥笑这个小孩的本钱 — 因为，如果不是在成年后到过印尼马来西亚，那么对于我吃了20多年的大“米”，就没看过稻穗的样子。
新加坡没有见过“冰”的夏虫比比皆是 — 想当年乍然看到了“皑皑白雪”的激情，那真是感慨万千啊！虽然说坐井观天的井底蛙有的是。然而，“燕雀安知鸿鹄志”才是新加坡人的软肋 — 新加坡方圆7百余平方公里，这还是填海后的成就。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幅员，却是新加坡的1万3千多倍大 — 14亿的人口，是新加坡5.7百万的245倍。
一个上海北京的市长的管治范畴，就是新加坡国家总理的4、5倍 — 我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 我要说的，是新加坡人想要评论中国，或中国人想要评论新加坡 — 其实为人为己，都还得根据事实说话才好。千万不要人云亦云 — 尤其是像早报这种受国家资助的主流媒体。
韩永红的像中学生一样的作文，她的不成熟，就是凭着一知半解的、从网络上没有事实根据的讯息拿来大做文章。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自然也是意料中的事。
然而，问题是，在评论中国抗疫的措施上，她触及的这个课题简单粗暴的描述的时候 — 却忘记了当她指着中国说三道四的时候，却忽略了同时有三支手指头的指着自己 — 就像一台哈哈镜，完全没有人样。
“快速过锋”应该是韩咏红并出来的新词 — 这是一着“险棋”吗？韩永红的直白，显得她根本就是一叶障目，有见树不见林的尴尬 — 她忽略的，其实就是当机立断的时机 — 也就是那个“timing” — “清零”必须有“timing”、松绑更是必须要有“timing”！
不要说这三年来中国是在疫情当中唯一的能够在每年的国家经济 — GDP维持正成长的国家，而世界基本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有条件可以就中国的经济论长论短 — 就以作为冠状病毒的首发疫区来说，中国在武汉的成功清零，比较起后来各国互相比烂的疫情 — 中国可说是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 这一点，世界上就没有国家可以比拟。
大家都知道原始病毒的致死率，武汉的经历让人怵目惊心。而后来的德尔塔病毒的毒性也不遑多让，比原始病毒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印度、欧洲，都被冠病病毒折磨得焦头烂额，满目疮痍。
在诸般的堵截和抗防无效之后，至此各国之间躺平的躺平，没躺平的也束手无策，默默承受着病毒的肆虐。而只有一个中国，却总能够坚韧的继续清零 — 这，其实都得利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效率。
呵呵，“一方”有难可以“八方”支援 — 问题是若是“八方有难”呢？在病毒不断变异的过程中，奥密克戎的出现，到底是祸是福，目前还难有定论。然而，超强的传染力和相对微弱的毒性形成了与流感不相上下的病死率 — 一方面似乎给抗疫上早已躺平的国家在“与冠病共存”的政策里得到了背书的藉口。
而另一方面呢？却也同时让中国勉强取得解封松绑的“时机” —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机。
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各国一伙儿在非议中国在坚持清零的姿态上是不够科学的时候，却竟然也对中国的解封、松绑政策开始非议，说是过于仓促。
和韩咏红一样，她们就是忘记了什么是“timing” — 要知道，不仅是清零有清零的时机；同样的，在“清零”难以为续的时候，就算是松绑，最需要的，就是看准时机“当机立断的“timing” — 因为这关系到人命的损失。
中国从武汉疫情开始直到结束“动态清零”策略，有目共睹，成果就是挽救了很多中国人的性命 — 而其中最重要的关键，不是“清零”策略，而是能够“清零”。
“动态清零”其实就像肚子饿了就得吃饭一样；病毒来袭当然就必须立即予以驱除 — 我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质疑自己必须天天吃饭的“动态”，却诋毁在抗拒疫情上“动态清零”的诡异心理？
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就“弃守” — 不仅仅是躺平了放弃清零，而且还是立即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快速的松绑，从而让韩咏红得到“快速过锋”而质疑起“善于恶”呢？
原因其实也很“科学” — 第一个原因就是在奥密克戎强势的传染力之下，清零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其二就是运气 — 在清零已经不可恃的时候，就偏偏吉人天相，碰到的是致死率竟然比“流感”的病死率”还低的“奥密克戎”这个病毒株 — 在疫情已经不受控制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最适当解封的“timing” — 不仅是中国松绑的最佳时机！
李总理说了，韩永红也说了，那就是在奥密克戎之后，冠病病毒株的“变异”之后毒性无人能知。因此，中国在松绑之后，会有多少的人命损失，我们只好拭目以待。并且在人道上希望中国能够渡过险滩。然而，在同一个时候，我们也不妨藉机审查自己 — 在抗疫的道路上，新加坡人难道就做得一丝不漏、一丝不苟吗？
非也！我们先来一个假设： 你认为 —
* 与“原始病毒”共存
* 与“德尔塔病毒”共存
* 与“奥密克戎”共存
哪一个的“病死率”会低些呢？
答案是很明显的，就是“奥密克戎” — 我相信就算是韩咏红，也应该不会愚昧到以为就是“原始病毒”或“德尔塔”呗？
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 — 王乙康在加入领导抗疫小组的时候，就是原始病毒和德尔塔病毒开始猖獗的时期 — 那时候这两类病毒的致死率还是比较高的 — 那么，如果王乙康能够坚持清零策略，新加坡的疫情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气象呢？
我的问题是 — 如果王乙康能够继续执行清零策略，在多方的堵截和各种防疫的政策底下，必然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感染确诊人数 — 那么想当然耳，新加坡的死亡确诊病例必定就会大大的减少 — 黄循财和颜金勇主持下清零时期的36个死亡病例就是最好的例子。
世事没有如果，也买不回来后悔药。只是，黄循财一开始就说的“疫后检讨” — 或则就是此时 — 试想，若是咱新加坡人恰恰就和中国一样，在“清零”已经不可恃的这个时候才来松绑 — 那么在奥密克戎低到只有0.032%的致死率之下，以及在我国完善的疫苗政策和优良的医疗环境、设备等等 — 肯定也能够让我们的那1千7百多位不幸身亡的同胞的其中绝大部份谋得了“一线生机”。
我想问的，就是：“新加坡若不是过早的躺平与冠病共存的话 – 可以挽救多少同胞的性命呢？” — 或许，像韩咏红一类的人都应该认真的想一想呗？
而作为新加坡人，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维 — 我的结论是：
中国的“速”其实是“快”得恰到好处；而新加坡人的“速” — 急促的在2021年6月尾就过快的躺平、不合时宜的松绑 — 过早的“与冠病共存”的结果 — 多付出的，就是这一年半来的千多条人命！
白马非马 